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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13 14:50| 發(fā)布者：cphoto| 查看：7400| 評論：0|來自: 大眾攝影
口述：鮑昆 整理：張一、可以 編輯：可以 回想這么多年，我覺得讀書是真要功夫的，讀書是武術，憑什么你一掌給我推一跟頭？那要沒個十年八年的訓練你出得來嗎？你以為今兒早上師傅叫你這么推，晚上你學著推一下，就行啦？尤其現(xiàn)代理論，它太復雜了，涉及到經(jīng)濟、政治、歷史、文化，還有權力學說，解構主義方法論，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等等等等，所有的信息交織在一起，你一個都不懂，怎么寫這個文章？ 一
1964年小學三年級時的鮑昆 我以前很少跟別人談我的家事。 其實我們家都是文人。我父親啊，生我的時候他已經(jīng)很大歲數(shù)了，接近五十歲。他是奉軍里面的高級軍官，張學良手下的一個文官，讀書人。他是保定軍官學校六期的學生，英文特別好，年輕時還寫過軍事方面的書，和陳誠這些人是同學。像我小時候我媽跟我說，你們讀《紅巖》里面有小蘿卜頭兒和黃顯聲將軍的故事，那個黃顯聲就是天天在我們家玩兒麻將的。 東北軍去西安，我父親沒有跟去，當時他正有傷寒病，就留在了北京。這沒去我們家就慘了，很長時間沒有職業(yè)，在北京坐吃山空。后來他去了傅作義的部隊，北平和平解放時就算作了起義軍官。但不知道為什么，后來填出身，我填的一直是 “反動官僚”。再后來我大哥把他安排到天津文化局下面一個劇場里工作，直到退休，絕大部分時間在天津，去世的時候，只有我兩個哥哥伺候他。 我們家另一個背景呢，就是剛才提到的我大哥。我們一共兄弟四個，我大哥叫鮑昌，二哥叫鮑晶，三哥叫鮑晟，現(xiàn)在兩個大的哥哥都已經(jīng)走了。我大哥從小跟著我父母在北京讀書，他少年時就愛讀一些“進步書籍”，愛從晉察冀來的同學那里打聽一些解放區(qū)的消息，當時管共產(chǎn)黨管的地區(qū)叫“山那邊兒”，民間就是這么講的，意思是山那邊兒是另外一個世界。 1946年1月，他16歲生日那天，給家里留了一封信，然后一個人到西直門買了張火車票，就奔張家口了。當時陜北公學和魯迅藝術學院到張家口來就換了另外一個名稱，叫華北聯(lián)合大學，所有這些學校都在一起。到了張家口他就一頭栽到共產(chǎn)黨文藝干部的圈兒里了，丁玲啊、周揚啊、馮牧啊、艾青等，都在那兒。他是他們那里面的小孩兒。到了那人家問他想干嘛，他就說想學文學，結果人說文學系已經(jīng)爆滿了，你就學音樂吧。他就學音樂去了，當時李煥之是音樂系的系主任。 “平津戰(zhàn)役”時，我大哥隨部隊去了天津接管城市。開始是天津歌舞劇院的辦公室主任，喜歡文學嘛，不斷寫歌詞，寫話劇，算是青年作家了。另外我二哥鮑晶也到了天津，參加了中央音樂學院的前身——天津音樂學院的組辦，是最初的十來個人之一。 所以我家這個背景就是這樣，我父親呢，是一反動派；我大哥呢，是一個地道的共產(chǎn)黨干部。 二 我小時候一直在北京，那時候我們家特別窮，還有個從東北帶來的保姆，她也沒地方去，就和我家相依為命。所以我小時候是特別雙重的性格，每一次填寫履歷表對我都是特別大一個侮辱，姓名、性別、出身，你只能確認你是一狗崽子，你是一另類，你他媽的沒有任何前途。另一方面，我哥哥那一邊給我的影響又完全是革命的一面，什么丁玲啊、馮牧啊，從小就耳熟能詳。那時候我們家就住在西四附近一個四戶人家的院里，也可以稱為“大雜院”。但是陌生人首次見到我，好多人都以為我是旁邊機關大院里的孩子。不過確實跟我玩兒的就是兩撥人，胡同里的和機關大院里的，胡同里的這撥大多比我大六七歲。
1965年鮑昆與大哥哥們在能仁胡同 今年春節(jié)，我把曾經(jīng)帶我玩的這幫老大哥們請到一塊兒喝了一頓酒。這幫人永遠不叫我大名，管我叫小民選，因為我出生那年是第一次全國人民普選。他們說為什么當年帶著你玩啊，因為覺得你和一般孩子不一樣，跟你能聊起來。當時這幫老大哥有初中生、高中生，也有是老兵、聯(lián)動分子。我還記得，他們找我來，說你帶路，撬你們小學校軍宣隊的房子偷軍大衣去，那時候的老兵壞著呢。我?guī)啄昙壍臅r候就和這些老大哥侃希特勒、二戰(zhàn)，他們說你小子連這也知道啊，我說我看書啊，后來跟著這些老大哥們也沒少看書。 那幫人里有一個外號叫“呆子”的，比我大六七歲，是個書癡。我上小學那會，大家的書是共享的，書在流轉過程中呢，好多就沒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就沒了。大家都說“呆子”這孫子書多著呢，就不給咱們看。我記得1968年夏天沒事，我就找“呆子”去了。他住新華社背面的棉花胡同里，我找他聊書，聊了個興高采烈，聊著聊著我就說，聽說你這書特多啊，能不能讓我䁖䁖？他說那你可不能跟別人說，我說我肯定不說。因為我小嘛，他就打開一扇給別人永遠不開的柜子門，果然，他給所有書都包上皮兒了，藏這兒了，有些就是那些“沒了”的書——這叫“瞇書”。我記那天我騎著自行車，后面捆著特別厚的一摞書帶回家了，里面還有《赫魯曉夫講演錄》。 那時候我的讀書量和很多老大哥是一樣的，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俄羅斯文學和法國文學差不多都讀了。中國經(jīng)典的西游、三國、水滸這些書在1965年以前我已經(jīng)讀完一遍了，然后在“文革” 中把《儒林外史》《三言二拍》《官場現(xiàn)形記》《鏡花緣》等這些都給讀了。 三 我最早接觸攝影，大概是在1965年前后。我有個表哥，是地質文工團的舞蹈演員，走南闖北，藝術家嘛，他當時三十多歲，老在家里玩兒攝影。這時候我也還在小學，起碼我對這些東西有印象了，顯影藥，定影藥，要有光，知道相紙到哪兒買。西單有一個賣照相館裁剩下的相紙紙邊兒的，一包包黑紙包著，幾毛錢一包。 “文革”開始以后，大孩子都走了，北京城空空蕩蕩，我只能跟我的同齡同學們玩兒了。當時最高級的文化就是兩樣，一個是玩兒樂器，一個是玩兒照相。鄰居里有文革前就工作的，我跟他們也是朋友，借吉他，借黑管。有的同學家有相機，就借來借去。那時候我就是看書、攝影，還有和街上不順眼的碴架，青春啊，發(fā)泄不完的力量。
1969年在豐盛中學教室 中學畢業(yè)，我是我們同學里最后一批分配的。我們那時最早最牛的是當兵，當兵完了是分配工作。第一批去了磚瓦廠，家庭都是根正苗紅的。我是1970年底才分配，最后一撥。當時根本不抱任何希望，我們家這成分啊。結果念到最后一名，同學跟我說叫你名字呢，鮑昆，就是你，要給我分配去西單商場。我回家跟我媽一說，我媽樂得啊，你想那是多大的事啊。但我當時沒有覺得特別高興，那時候大家都覺得當兵最牛，工人階級也好，再慘，你是農，干商業(yè)？最慘！中國不一直是個輕商的國家么？ 1970年底，我17歲，就到了西單商場。這時有個改變我一生的人，是我最大的恩人，我現(xiàn)在找不到了。她是我們學校的年級主任，當時叫連長。到西單商場報到的那天，我看她跟一個軍代表說話，老沖我這邊指指點點，我就感覺她一定是說這小子思想比較復雜，你們要注意。后來證明不是，是她改變了我的一生。 我們先在西單商場培訓了一個月，解決輕商思想，然后填志愿， 十幾個商品部，什么鞋帽部、百貨部、紡織部等等，讓我選，我填了食堂。一起分配來的不少人就都搞不懂了，因為誰都不愿意去食堂。其實我就是不愛站柜臺，我覺得站柜臺后面，讓人看來看去算什么事兒啊，我說我在食堂做飯我挺高興的。 分配結果公布，我被分配到了照相部，那是西單商場里面最最牛的一個工作，體面，有技術，我都暈了，真的假的??？！后來我知道，是我那個老師說了話，說這小子在上學的時候就喜歡攝影，模樣長得也挺像樣的。
鮑昆1973年在西單照相館 西單街面上當時有三家照相館，一個是國泰照相館，從上海遷京的；一個是歐亞照相館；一個就是西單照相館。真正老北京人都知道的是西單照相館，就是后來的西單商場照相部。照相部近四十多個人，我被分在照相室，其他大部分人都在修版、暗房這些工種。當時照相館師傅是很高尚的職業(yè)，有技術、體面、又挺神奇的。照相室那五個燈，我一玩就是八年。 那時候每個電影院門口都有一廣告櫥窗，里面都是最新電影的劇情照，都跟連環(huán)畫一樣，看不起電影看它也能知道大概劇情。幾乎全中國電影院櫥窗里的照片都是我們那兒洗印的，因為我們是中國電影發(fā)行公司的委托制作單位，這可是大活兒。新電影一出來，我們就得忙活半個月。我們洗一個“底”就一桌子那么一垛，然后人家來車拉走，再回去分封?；顑好r，我也幫干暗房，一看藥水乏了照片不上影了，拿點“米得兒（米吐爾）”和“海德兒”（對苯二酚）往里一扔，影立刻就上來了。我們配藥跟中藥房抓藥的一樣，誰拿著天平配藥啊，各種藥一桌子，用手抓，沖片子看灰的話，再補點碳氧（碳酸鈉），再擱點溴化鉀，防霧，立刻就正常了，我就是這么練出來的。 四 到了1974年，社會比較穩(wěn)定了，干部基本都在干校，不太打了，插隊的知青在農村也老回來。那時候大家生活苦，但很安靜。這時候我有一個特別好的朋友叫張海波，現(xiàn)在中央美院《世界美術》的社長。那時候他一到周末就找我來。他也帶一些朋友來，中間就有陳渤的女兒陳小麗。陳小麗當時是典型的干部子女的氣質，一身藍衣服，大大咧咧的。張海波、陳小麗還帶了不少香港的《攝影畫報》給我們看。
1978年的鮑昆 1977年恢復高考。我是春天知道的，就想上大學，拼命備戰(zhàn)，文革開始時我才小學文化水平，哪兒學過??？文革學了幾句英文，叫工農兵，Peasants Soldiers Workers，然后再學了偉大舵手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就這么點。我的數(shù)學就是分數(shù)水平。半年內從分數(shù)水平要學到高三，結果第一次我考文科差2.5分沒過線，沒戲了。第二年我心就大了，我想學天文了，報的是蘭州大學的地球物理系。那不他媽開玩笑么？等卷子一發(fā)下來我就知道全砸了，1978年考試題的難度完全上去了。 1979年，我還發(fā)奮，接著考，結果五一那天張海波來找我了。那真是好朋友，他說我必須跟你好好談談，我這兩天老想你的事兒。我勸你不要再考理科了，你的基礎根本不行，初一你都沒上過，你擅長的是文科。他說的我那叫一個難受啊，我覺得我一生的志向就要沒了。他說你別想那么多了，對你來說上學更重要，要改變自己的命運，上大學太重要了。我考慮了一下，覺得他說的有道理。當時已經(jīng)有消息說考大學的年齡限制在25歲。他說你必須這次一把過，別報什么北大清華，咱們就田忌賽馬，要實惠的。所以我就報了北京財貿學院，高分考上了。 到了財貿學院，我學的是商業(yè)經(jīng)濟，這個專業(yè)，要不做經(jīng)濟學者，要不就走實踐的路子，做管理者。可也就仨月，我們學校教務處的鄭老師突然找我，說你上學之前是不是在照相館工作啊，我說是啊，他說都會什么？我說都會啊，拍片子洗片子都會。他說那這樣吧，咱們學校是個新學校，沒人弄攝影這塊。學校要添置設備，我們都不懂，既然你是專家，那你幫學校買相機去，你看看需要多少錢？我算了算，海鷗大小兩款相機，閃光燈，放大機，總共兩千多塊錢。他說你去財務室拿發(fā)票去買吧。我就去崇文門外的“一級站”，買了全套，騎著自行車拉回學校，交給鄭老師。他看了看又說，學校也沒人會用啊，這樣吧，學校有什么事兒呢你就來，有一間空房子你就當暗房吧。后來學校一開會就都是我拍照了，軍訓，運動會，全是。最早這個學校的照片我這兒都有。 后來又有一天，學校宣傳部長找我，說你照相不錯，我們都看到了，現(xiàn)在有一事兒，跟你這個工作有關系（儼然就成了我一個工作了）。說某月某日在北京大學召開北京高校攝影學會籌備會議，你代表咱們學校去參加吧。我一看那個公函說，部長，這是給老師的吧？他說嗨，咱們這兒也沒人專職干這個，你就去吧！ 五
1980年4月北京高校攝影學會成立敖恩洪發(fā)表祝賀詞 這是1980年4月，當時北大，清華，鋼院，師大等這些學校搞攝影的都到北大開會，主要目的是成立北京高校攝影學會，并和中國攝影家協(xié)會合作，辦一次全國攝影講習班。第一天散會的時候，會議主持人北大的桑祥森（那時候他地位很高，拍了大量的北大老教授）就宣布，今天參加會議的就算是北京高校攝影學會的會員了，到我這兒留下你們的通訊地址。參會的都是老師身份，都戴著紅?；铡Ｎ沂菍W生，戴白校徽。趁著人走的差不多了，我到講臺那兒，找桑祥森，他看我戴著白?；眨f你是學生啊，你到這兒干嘛來了？我說我正想說這個事兒，我是北京財貿學院的，我們是一新學校，沒有攝影干部，我在幫著干，您看我還留通訊地址嗎？他愣了一下說，留，也好，就你一學生會員。 當時那個全國攝影講習班講課的大多是國寶級人物，像馮牧、林默涵、陽翰笙、黃永玉、王朝聞……中國文藝界的好多大佬。講了近兩個月，上下午，脫產(chǎn)。還有電影學院的韋彰、劉國典等講技術，攝影界的有吳印咸、黃翔、敖恩洪等。記得茹遂初拿來好多從日本弄來的過膜攝影印刷品，把我們都唬住了，覺得太牛了，沒見過，太精美了。當時覺得他特國際化，特大師，那時候的人太土了。當時特別出彩的是中央美院美術史系的孫梅蘭，老太太現(xiàn)在估計奔八十了，主要講李可染，講法有些心靈雞湯式的煽情，她當時是最火的。 這個班上我認識了龍熹祖，那時候他在《大眾攝影》工作，大夏天的從紅星胡同騎著自行車到北大來聽課，中午就在桌子上躺著休息，印象極深。
《光的鍵盤樂》 1980年8月北京建國門立交橋。參加“自然·社會·人”第三回展 我還認識了一些“四月影會”的人，穆雨晴、孫青青等好幾個。孫青青告訴我說可以向香港畫報投稿，告訴我投遞的地址。1981年我就投稿，都得獎了。這一年“四月影會”的第三回展覽我也參加了，忘了是誰幫我送的照片。 我的《國魂》那張作品，就是這一年拍的，受王志平啟發(fā)。王志平用這種方法拍過一個圓明園西洋樓的柱子，在四月影會第二回展展過，叫《燦爛的歷史》。我特喜歡，覺得特牛。后來我說我也玩兒這個，我就琢磨拍長城。第一次叫上了張海波，春節(jié)去的。住老鄉(xiāng)家里，夜里借了把鐮刀上山了，臉都刮壞了，用了個小閃光燈，結果片子沖出來根本就不行，沒戲。后來我就天天琢磨。那時候抽煙，八達嶺牌，兩毛八一盒，上課的時候就在那個包裝紙上用筆畫，就想出了個色彩學講的赤橙黃綠青藍紫方案。然后我就找了講習班上認識的一個朋友李川，他有個日本的閃光燈，指數(shù)大。再叫張海波，他死活不去了，說肯定沒戲。后來找凌飛，他也懷疑說行么？我說行不行試一試唄，我們仨人就帶著家伙上了長城了。結果拍成了。
《國魂》1982年5月，鮑昆、凌飛、李川 攝 當時凌飛和中國攝影家協(xié)會熟，他去送片子。給《大眾攝影》的歐陽杰看，喜歡的不得了。但一看寫的名字是鮑昆、凌飛、李川，她有點不踏實，就把我叫去了。因為當時凌飛的名氣特別大，歐陽杰就問我，這是你的創(chuàng)意么？我說是啊，說了怎么怎么的一回事。歐陽杰就讓我寫一篇文章，談我怎么構思，怎么做，對長城和黃河如何敬仰之類。這個片子我原本起名叫《國魂》，在《大眾攝影》發(fā)的時候，他們給改成《長城之夜》了。 后來1982年11月初，又和和凌飛，谷大雁，馬曉青我們四個人在北海普安殿辦的展覽。然后83年3月又到天津展。 六 80年我參加首都大學生展，81年參加四月影會展，然后我們四個在北海展覽，再加上在《大眾攝影》、《香港畫報》上發(fā)表作品和拿獎，就有一點名氣了。我那個好朋友張海波，估計是在家吃飯閑聊吧，就和他姐姐吹我來著。他大姐叫張海燕，聽完說，你把鮑昆叫來，我看看他作品。海波就來我家找我，說我姐叫你去呢。我就拿著一大堆東西過去了，還覺得挺美的，去跟老大姐嘚瑟嘚瑟。
《印象》1980年北京大學未名湖，鮑昆 攝 結果海燕挺認真看了一遍以后說：你這攝影不行。我說怎么著，啥意思你這是？她說你這都是玩鬧，根本就沒有大情懷，全都是小品，將來歷史上留不下，大概就這個意思。因為我那時候拍得特別形式感，全是那種特好看、特浪漫的，什么一道光啊，什么樹林中展開一本書之類的。結果讓她這么一說，我就特別無法接受，出門以后我還挺不高興的。但是后來我想了想，覺得她說的有道理。 這個對我當時的啟發(fā)特別大，醍醐灌頂，給了我一腳，讓我一下把我原來的文學知識嫁接上了。攝影也離不開文學那套主張，就是所謂的大情懷嘛，包括后來我常用的詞匯，什么直面人生啊，實際上就是現(xiàn)實主義，所以你看我永遠都在談，你必須跟歷史，跟現(xiàn)實對話。 其實這些概念，我哥哥潛移默化地也一直都在給我灌輸。他們文學界也要面對這些問題。剛才說我哥不是在天津嘛，后來他的經(jīng)歷也挺多，文學研究所、天津師范學院、后來又回到天津文聯(lián)，擔任黨組書記。后來我和文化界有接觸，跟這個也有關系。1985年我哥調到了北京中國作協(xié)，做常務書記，是個召集會議啊，簽署文件啊，安排工作的職務。他本身是一個當時稱為學者型的作家，寫小說，還研究《詩經(jīng)》，還有一直沒完成最遺憾的《藝術起源》。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庚子風云》最后一段已經(jīng)進入到對現(xiàn)代性的思考了。1989年我哥生病去世了，但是他給我的影響是伴隨我一生的。
1975年和大哥二哥在天津佟樓 七 開始攝影寫作，跟中國攝影家協(xié)會有關。大概是在1982年到1983年期間，當時《中國攝影》有個女編輯，比我大一點，叫南康寧，好像是做理論編輯的，任一權先生也是。還有盛繼潤先生，是在中國攝影家協(xié)會理論研究室。他們那時候組織了很多活動，研討會什么的。他們可能覺得我是一個比較愛思考的人，又是一個大學生（那是在北京圈里上學的就我一個），反正就是老叫我。當時中國攝影家協(xié)會的研討會很簡單，就是約幾個人一塊聊聊。那時攝協(xié)在紅星胡同梅蘭芳那個大宅子里，我印象中好像一進門左手是個會客廳，鋪了地板，全是大沙發(fā)，很舒服，有時候開會搬幾張桌子進來，有時候沒有，大家圍成一圈，就有人發(fā)了什么新文章說了什么觀點，讓我們相互談談看法，討論討論。那時的氣氛特別真誠。
《新玩意》 1983年春節(jié)河北勝芳鎮(zhèn)，鮑昆 攝。參加現(xiàn)代攝影沙龍第一回展 我剛才也講了，我受我哥哥的影響很深，還是那種比較正統(tǒng)的思想，思想偏重社會性。我覺得國家民族社會敘事這種東西肯定是不能少的，所以從那個時期就開始寫一些批判類的文章，也開始寫一些照片的評析和解讀。 后來李媚去了《現(xiàn)代攝影》，大概是1985年初吧。《現(xiàn)代攝影》那本雜志那時沒有門檻，不像協(xié)會的這些雜志，都有老編輯盯著，小字輩上文章可不容易。她那兒沒有這些，比如李媚說，鮑昆，這事兒你幫寫一段吧，我就寫一段。就這樣，我寫的越來越多。那段時間，我又在鋼院（現(xiàn)北京科技大學）教美學，受文學大環(huán)境的影響，就沿著八十年代文藝界的基本觀念走，說到底還是馬克思主義。說句老實話，那時候大家都喊馬克思主義，但又有幾個人懂馬克思主義呢？我是湊合著能讀懂些，馬克思《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話 “美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我的很多思考就基本沿著這條路走。那時根本找不到新的思想資源。 在《現(xiàn)代攝影》上寫的文章就已經(jīng)涉及美學什么的。六七年前，山東的李百軍見到我，他比我小，管我叫大哥，他說大哥，我還跟別人介紹，我的攝影觀還是來自于你呢！我一愣，說什么就來自于我呀，他說，那年，你在現(xiàn)代攝影上寫了一篇文章叫《藝術就是一場游戲》，對我影響很大啊，看了你那篇文章，我一下就明白了，我懂得藝術的真諦了，咱們就玩吧。我說別呀，那是我年輕時的淺薄，現(xiàn)在我可不那么認為了。李百軍一聽啊一聲僵在那了，樣子特別好玩。
1986年與李陀、陳建功、鄭萬隆以及美籍華裔戴靜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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