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電視臺的朋友問我什么樣的“影像”能長久。我說；文物夠“長久”了吧！可惜它是死的。歷代皇帝為什么都要“長生不老藥”，因為他們明白“長久”是相對于“人”這一本體而言的。所以，“長久”向來是來自“仁愛之心”，它使我們懂得對各種生活方式，包括生存方式的尊重和理解，只有這樣影象才具備“長久”的價值。如果你的影像一味地對自己不理解、不了解的事物橫加指責、盲目批判，只能說明你的愚昧。 以下是為中國攝影家協(xié)會副主席朱憲民先生寫作的攝影評論，談到了以上相關問題與內容…… ++++++++++++ 傳統(tǒng)知識分子，向來有代圣賢言語，代賢圣傳道的習慣，很多人不是哲學精神意義的“生產者”，且不具有否定之否定的哲學“批判精神”。更多的是傳播別人思想的放大器、傳聲筒。即使是在五·四時期，中國主流知識分子對傳統(tǒng)文化展開了激烈的批判，使中國出現(xiàn)了第一批“自由言說的知識分子”群，可惜的是這種狀態(tài)并沒有維持多久?！拔濉に摹备叱敝螅皠诠ど袷ァ钡乃枷胗肿呱狭艘郧氨弧翱资ハ葞煛闭季拥纳駢?，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新興“神類”。在胡適、魯迅、李大釗的作品中有著大量勞工形象，其描寫目的讓我們很容易地感覺到，他們對自己作品中的勞工形象缺乏應有的自信心和號召力，從而只能進行拔高神化。說到底；知識分子還是在扮演啟蒙角色，以啟蒙的心態(tài)俯視著民眾。難怪魯迅最后不得不說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之言語?？梢?，當時知識界從整體上并沒有將民間文化上升到民族文化和哲學精神層面的高度，其根本還是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心態(tài)。所以，在我們傳統(tǒng)的中國，民眾極少有話語表達能力。而知識分子作為民眾的代言人，卻常被“孔圣”、“先師”、“勞工神圣”所左右著，他們習慣用神圣的眼光俯視關注著蕓蕓眾生。 而作為一個新時代的知識分子，能否實踐自五·四時期以來，眾多知識精英們的共同人文理想——使民眾自覺感悟到自身存在的價值與意義，進而產生自己的文化意識姿態(tài)。我們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實踐，其最根本、最困難的是：在中國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一直存在著“絕對真理”。而作為一個實踐和爭取話語平等權的攝影家來說，其人文理想也極容易受到“絕對真理”，一種宗教般高度的話語霸權擠兌。70年代是這種霸權話語橫行的時期，話語形態(tài)的單一性和排他性決定了“人”不可能作為一個個體存在而進行感知。整個社會成了一種話語、一種聲音，民眾也成了一個大寫的“人”。絕對真理的壓抑和統(tǒng)治使朱憲民早期的影像也難逃被同化的命運。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許多鏡頭是擺著姿態(tài)拍出來的，缺少攝影家應有的思想，但我卻不回避民眾，我記錄他們的場景、表情及至擺拍時的境觀，影像由此獲得力量”。在一個霸權話語橫行的時代，你可以不說，但你說的應該是真實的。我想這是作為一個文化人的良知而存在于話語體系之內，朱憲民做了也說了。正如李媚感嘆朱憲民的特殊性時說過：“他特殊之處在于：在40年代出生的攝影家中，少有像他這樣在70年代初期就有意，無意之間關注百姓生活。從樸素自然、忠實于生活的態(tài)度中，記錄平民百姓生活。其更特殊的在于他是這個年齡段的攝影家中最具有平民姿態(tài)并強烈表達了這種姿態(tài)的攝影家。誠實對事，誠實對史，正是朱憲民影像的魅力所在……”。 我很幸運地發(fā)現(xiàn)；在70年代末期朱憲民的影像中，民眾已不是傳統(tǒng)文化中被神化、被用來教化的對象。他也不作為民眾中的精英姿態(tài)，出現(xiàn)在代言人的位置之上。其文化心理更沒有俯視蕓蕓眾生的優(yōu)越感。一句話，在朱憲民的影像中，民眾已不是超越歷史與經驗，作為一種真理標準像出現(xiàn)。他們只是一群有血有肉的活生生民眾出現(xiàn)在自己的語境中，既有理性思辨，又有非理性的個人感知。對等的平視使民眾從傳統(tǒng)的“絕對主體”下降成了“個人感知”。攝影者所做出的價值與地位的判斷，決定了他與民眾的關系不是說教、教導和訓策的緊張關系，“真理之眼”如空氣般質樸，永遠充滿在生活的左右。其堅守的只不過是“誰在感悟……，誰就在言說……”。以往那種代言式的傳聲筒“真理”在這里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質疑。我常在想，知識分子的文化姿態(tài)決定了知識民主的立場，這也正為話語的平等分配準備了一個重要的臺階。 就象1928年顧頡剛在《圣賢文化與民眾文化》的演講提到的：知識分子只有走出圣賢之外解放民眾，使民眾自覺感悟自身存在的價值，并產生自主的文化意識，其目的是由民眾自己說話，以打破精英文化的代言機制。多少年過去了，我們到底走了多遠……，有時我在想，在當代中國能否實現(xiàn)這種新話語分配形式的重新分配，我還是有所顧慮。雖然傳統(tǒng)知識分子體系內部話語等級秩序正在瓦解，元話語也確立已久，那怕是“上帝之死”是真的。但作為主體的知識分子的良心不覺醒，同樣無法實踐這種新的話語分配形式。可喜的是朱憲民的影像為我們樹立了榜樣。朱憲民的用民間話語把意識形態(tài)霸權和精英文化代言機制狠狠地倒擊一戈，一改人們把民間文化視為下里巴人的文化偏見。在朱憲民的眼里，或許民眾的，民間的文化更能代表我們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其目的更是想通過民眾，民間文化本身讓大家發(fā)生聲響。這不正是1928年顧頡剛所提倡的人文理念嗎? [FS:PAGE] 所以，接下來我們能很容易地理解，本著自由、平等、寬容之心的朱憲民創(chuàng)作《躁動》時的文化姿態(tài)?！对陝印返膱D像語言來平等的“仁愛之心”，它使我們懂得對各種生活方式，包括生存方式的尊重和理解。如果對自己不理解的東西橫加指責、盲目批判，只能說明這是一種文化的愚昧。這與以前的話語霸權又有什么不同。令人欣喜的是：朱憲民在《黃河人》到《躁動》，他一直保持著對民眾的和民間的文化景觀，保持著一顆“仁愛”，“寬容”之心。 不管怎么說,朱憲民經過這些年的努力，終于從政治霸權話語走下來，回歸到了民眾，用平民姿態(tài)為我們闡釋了“真理之眼”，如何永遠地面向生活。他也走出了以俯視的眼光關注蕓蕓眾生的狹隘角度。從代言人身份居高臨下的精英關懷走向民間民眾。朱憲民幾十年的努力至少讓很多攝影人、文化人明白。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話語壟斷與文化壟斷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在一個誰都有權言說真理的時代，每個人都在探尋真理的制定標準。文化的精粹就在于自由、平等、兼容。民眾正在發(fā)出自己的聲音，這也正是中華文化場中的民主性所應有的，也是應該的，自然的聲響——狗依狗的吼，鳥依鳥的鳴，這才構成了世界的和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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